凌晨2点,3月底的大理春风料峭,古城街头却很热闹。脚下稍不注意,就有可能踢到别人的酒杯和手机。一张可折叠的床上书桌、一个小台灯,就是大多数路边小摊的标配。不少年轻人围在一起,席地而坐,喝酒畅聊。
在社交平台搜索“大理”,不乏这样的推荐——一定要在凌晨去一次大理古城。作为最早接纳世界各地背包客的中国小城,白天的大理属于游客、旅行团,而深夜的古城则成簇散落着纵酒放歌的年轻人。
10年前,《新周刊》在第406期杂志专题《大理,让人变小》中,描绘了一个在文化碰撞中舒展包容、生机勃勃的大理。10年后,当我们再回看这片土地和在这里“飘”着的人,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精英叙事的支线
大理的松弛感,是真实存在的,还是一种人为营造的城市景观?社交平台上,“从大厂辞职去大理”俨然已成流量密码,散落在苍山、洱海间的小院里,挤满了gap的年轻人。
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的杨响决定辞职前往大理。除了想要找个山清水秀的小城边休息边学习语言,她更想满足一种好奇——信奉精英主义的人,如何容忍自己接受“躺平”的人生?
为了找到答案,杨响租下了青年社区里的一个床位。在大理,有很多潜藏于村庄里的青年共创社区,以社区为单位形成内部活动团体,社区之间则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友好联系。
杨响所在的社区不算大,成员有20人左右,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活动。唯一和城市不同的是,这些活动几乎全部免费,且不设门槛。最简单的活动是每周四晚饭后,社区“居民”围坐在一起,介绍新老朋友互相认识,以及谈谈最近收获的感悟。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跨社区的兴趣活动。社交精力最旺盛的一周,杨响一口气参加了三四场不同种类的活动。溯溪、飞盘、徒步、露营等在一线城市需要精心筹备的社交活动,在广袤的自然环境中显得松弛了很多。
在北京生活时,杨响对一系列贴上“中产”标签的活动不以为意。当她一个猛子扎进大理的公共生活后,又有了全新的体验和认知——褪下层层包裹的社交属性外衣,只剩下游戏本身。在活动中,不用担心和别人拼装备、拉关系——“一群年轻人以极低的成本和极简的方式,体验着所谓的中产生活。”
前媒体人桑榆曾多次前往大理采访,因此结识了一些大理的新移民。当我们谈及大理,以及“飘”在大理的人时,一个现象逐渐显化——在大理,如鱼得水的大部分是曾经的城市精英,精英叙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座小城的生态。
这一点也在杨响的旅居体验中得到验证,大部分居住在社区的年轻人并不会久待,生活一个月以上的都是少数。不可否认的是,能够真正享受生活的,始终是现阶段已经找到锚点的人。
杨响认识了一位来完成毕业论文的年轻女生,她正处于考研失利且没有offer的阶段,每天肉眼可见地焦虑。“我劝她多留几天,但她告诉我,‘我和你们不一样’。”无论是数字游民还是辞职休假的打工人,都有一个锚点,所以能够心无负担地享受大理的阳光。
笼罩大多数人生活的社会时钟,并没有完全绕过这座小城,反而让大理更像是一座人为制造的乌托邦,或是精英人生的支线副本。
每当自我介绍时,杨响不可避免地一次次提及自己的母校、工作,但不会有人过分在意。尽管世人眼中的大理已与“小资”“中产”牢牢挂钩,但内部交往中,大多数人都选择努力淡化所谓的“精英感”。职场中难以获得的夸奖、认可以及毫无防备的社交,都可以在这里轻而易举地得到。
至于杨响一开始想要追根究底的问题,就像她不远万里带来的单词书一样,很快被抛诸脑后。对于短期停留的人来说,既然离开大理后仍要回到秩序之中,那么在一个低成本的人生副本里,享受快乐才是第一要义。
劳动与回报
与杨响这类来大理短期gap的年轻人共生的,还有长期生活在大理的“新移民”。据了解,目前来自国内外的“新大理人”已有近10万人,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,也有着日益沉重的生活压力。
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移民“逃回”北上广,高筑云端的田园牧歌式乌托邦生活也显得摇摇欲坠。尽管不断涌现的自媒体极力展示着大理的松弛,但古城越来越多的占卜摊位,似乎已暗中折射出年轻人的迷茫与焦虑。
今年是刘莎来大理的第七个年头,和来这里短暂gap的年轻人不同,她已经扎根于此。“诗意”“松弛”“远方”是她记忆里的大理初印象。
早期的草地集市,大家习惯席地而坐摆摊。(图/受访者提供)
2015~2017年,正是大理大量接收一线城市移居者的黄金时期。被西方“嬉皮士”“背包客”爆改的大理,又汲取了中式文学、艺术的养分,浓厚的乡土气息中杂糅了先锋气质。正如《仿佛若有光:大理访谈录》所呈现的那样,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,都能在此如鱼得水。
旅居过程中,刘莎结识了一群手工艺人,也因此认知到:在大理,可以靠双手活下来。头三个月的悠闲度日后,她就投入到“学习—做手工—摆摊”的循环中。
被问及“移居大理,是否代表着躺平?”时,她表示,在大理的7年,自己从未完全“躺平”。最开始的两三年,刘莎一边依靠积蓄生活,一边报班学习。彼时,她在大理上的金工课,1个月就要1万多元;随后,她又学了南美编绳;为了能够更好地画设计细节,她还找本地美术老师学习素描。
刘莎在家里做银饰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想要在大理“重启人生”,并不是一件短期内就能实现的易事。横向对比之下,刘莎现在的工作也不比在公司上班时轻松,遇到旅游旺季,赶单至凌晨是常有的事。工作打卡的地方,从写字楼平移到露天市集,工作时间覆盖了一整周。
与移居大理的时间早晚无关,放在谋求生存的语境下,“躺平”无疑是个伪命题。和刘莎一样,来自北方某小城的林林也是如此。与原生家庭漫长的拉锯,随着母亲的病逝终结。带着微薄的存款,5年前,她孤身一人来到大理。
“北方的冬天漫长而寒冷,大理的阳光很暖,却是要付费的。”即使人们都说大理物价便宜,林林仍觉捉襟见肘。1000元以上的房间租不起,几百元的才敢发消息让中介带看。从踏入大理开始,她勤恳地规划着每分每秒,所谓的公共生活几乎与她绝缘,每天除了挣钱还是挣钱。
摆过地摊、卖过酒、替人打理过房子、远程写过文案……虽然身边的朋友都开玩笑说林林是全城最“卷”的人,但只有她知道,当自己搬进了洱海边一间向阳的一居室,阳光充盈房间那一刻,她终于和冰天雪地里被罚站在家门外的女孩彻底告别。
如果说,大理袒露的外层是展示“松弛”的露天秀场,那么像刘莎、林林这样的普通人则展示出小城最平实的内核——不论来自何方、是何出身,只要付出劳动,在这里都能够收获最奢侈的自由。
如此努力7年,刘莎每月的收入足够覆盖日常所需。虽然她戏称自己每周按时去市集“打卡”,是因为“打工人的灵魂一直在心里”。但她很清楚,自己不用再凭借一份“好工作”,来满足来自外界的期待。同时,她也很确信,在大理工作的每一分钟,都是为了自己。
苍山、洱海,怎么会变?
“如果你被骗过一次,就再也不会上当。”120元,是杨响在大理交的第一笔学费。仅仅是因为路过古城凌晨的酒摊,她毫无防备地被推销了两瓶酒——普通到在便利店只要6元左右的啤酒——售价60元一瓶。
这是古城常见的骗术,初来乍到、对大理带着滤镜的年轻人极易上当。这正如很难想象文章开头描述的chill场景,会是人为营造的刻奇景观。据刘莎回忆,2017年左右仍然能够看到流浪歌手在街边唱歌,脚下放着装酒的纸箱,买不买都是个人自由。
她用“逃离”和“淘金”,形容现在的大理。不少同一时间到来的朋友要么离开,要么越搬越远,干脆“躲”进了绵延的大山里。“有趣的人越来越少”是刘莎和林林的共同感受。必须承认的是,随着新人的涌入,也有旧人告别这片苍山下的江湖。
疫情结束、影视剧带火文旅,大理迎来大批游客的同时,也涌入了淘金客。其中不乏劣币驱逐良币者,也不乏带动“老大理”们被迫“卷”起来的新移民。杨响在短暂的旅居生活里认识了形形色色的“创客”,有年轻的“辞职”博主,也有来大理二次创业的中年人。
早期的床单厂市集。过去很多出来大理的人,会首选摆摊创业。(图/受访者提供)
近年来,刘莎认识了一些刚来大理的朋友,一两个月内尝试了各种方法,只为在这里活下来。林林则表示:“大理(赚钱)的机会已经不多了。”江湖人来人往,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下,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僧多粥少的局面。
不同群体涌入大理,让大理的城市生态彻底改变了吗?
刘莎并不认同“中产正在爆改大理”的说法,在她看来,大理的新锐并不输于大城市。比如,咖啡店占领大城市大街小巷之前,晒太阳、饮咖啡就已经是本地著名的生活方式之一。或像近几年受中产追捧的自然教育,其实早在10年前,大理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儿童学校。
其实,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,大理已经被“爆改”多次。如果你参加过本地逢五、逢十的集市,或是规模更小的乡村集市,你又会发现,大理厚重的乡土感依旧滋养着这里。
我从龙尾关坐公交,摇摇晃晃一小时到古城,再转乘公交延线到头铺村,集市的入口正对着马路,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背着背篓的本地人。3元一杯的冰粉(一种冷饮小食)、5元一大袋的凉拌菜、几毛钱一斤的蔬菜……乡村集市保留着它最原本的风貌,全无消费主义的浸染。
无论是自然、人文乃至经济方面,大理的“老”都为它的“新”带来天然的庇佑。正如刘莎所说:“只有在一个相对简单又富足的世界里,人们才有精力思考创作。”逃离城市的人,依赖于大理多元包容的风气和相对低的生活成本,在此探索更多可能。
虽然远离都市,但这并不妨碍大理灵敏地捕捉新生事物。苍山、洱海不会变,大理像是一块画布,记录、展示着城市移民的心病和索求。大理并不是答案,随着世界的变化,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,依旧会不断追求人生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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